我松手，车子绝尘而去。
我回头向车窗外望，那少女脸红红的，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。我心中好生歉然，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，都感到歉然。车子走了好长一段，我回头，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，对我遥遥挥手──十天以后，我终于在北京饭里，接受了她的访问，她的名字叫应红。
第四章 北京的“小梧桐”
抵北京的第一天，忙于看北京的街道，忙于看北京的建筑，忙于用全心去體會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心里始終亂亂的。車子離開了機場，就開始覺得熱氣逼人。誰說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？陽光晒在身上簡直是灼熱的，我脫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，里面有毛線衣，熱得直冒汗，問身邊的人，大家異口同聲說：“前几天還下雪呢！今年的天氣最反常，從沒有四月熱成這樣！”
我就在這個反常的四月，來到北京的熱浪下。第二天，我們去頤和園，大家都喊熱。頤和園的湖光山色、樓台亭閣以及那匪夷所思的“長廊”……簡直讓人目不暇給。鑫濤拿著照相機，忙著拍屋檐，拍牆角，拍回廊，拍玉蘭花，拍花窗及格子門……他一向熱愛中國的古建筑，頤和園的畫棟梁，已經把中國古建筑的美，發揮到極致，他就狂熱地拍個沒停了。
我的“北京”印象，從“頤和園”打開序幕，卻從“小梧桐”開始了第一章。“小梧桐”是有典故的。
我自從抵北京，就認識了許多初霞的朋友，這些朋友待我的熱情，簡直讓我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覺得，我這一生，也交游廣闊，但，從沒有朋友，會照顧我到無微不至，而且事無巨細，體貼入微。劉平和沈寶安是夫妻，也是老北京了。劉平敦厚，也照顧我。知道我愛吃梨，她每天買新鮮的梨送到我房間來。北京起風，她送紗巾來教我擋風的辦法，北京烈日當空，她送洋傘來……
除了劉平和沈寶安，我們還認識了韓美林與朱婭這對夫婦。韓美林是畫家，也是陶藝家。鑫濤一見到他的作品后，就對他大為傾倒。我們總以為他年齡很大，見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歲，他不愛說話，卻用無數行動，來表現他的熱情。
鑫濤初次參觀他的工作室，對他所燒的一件藍鈞窯──是個十分巨大的碗──愛不忍釋，那件作品是韓美林遠去河南禹縣燒出來的，里面的“魚子點”是經過窯變，才能產生的特殊效果，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。韓美林見鑫濤如此愛它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拎了它就送進了我們的旅館里。（我們把它一路帶來台灣，如今正供在鑫濤的書桌上）韓美林長于畫馬，他畫的馬，絕不雷同，讓我嘆為觀止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文革時期，被紅衛兵用酷刑修理過，把他兩只手的筋脈一起挑斷，要他終身不能作畫，又把他的雙腿的腿筋，也一起挑斷。所以，至今，他不能爬山上坡，他握筆畫畫時，畫筆常會掉下去。盡管如此，他的作品仍然很多，他自己說：“現在是我創作的顛峰期，我不能浪費這段時間，只有拼命去創作！”
因而，他一年有好几個月在宜興，埋首在窯爐邊燒茶壺。
而朱婭，他那可愛的、年輕的、溫柔的妻子，就留在北京等他。對于韓美林，朱婭有次很坦白地對我說：“他比我大了很多歲，我嫁他的時候，家里都反對。但是，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，又那么有才華，我對他，是憐惜加是崇拜，不管怎樣，我都要跟著他的！”
平淡的敘述后面，有多少故事？一個翻江倒海的時代（文革時期的摧毀力，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。在大陸，大家用“十年浩劫”四個字來稱這十年，“浩劫”二字，才能形容那種災難。我在大陸四十天，所交的朋友，几乎都是“劫后余生”的。）在這時代中，發生的故事一走動人心魄，怪不得大陸作家的作品，絕大部分用文革為背景。
除了韓美林與朱婭，我們又認識了李世濟與唐在霸夫婦，。他們這一對的故事，更加曲折離奇，驚心動魄，感人肺腑，而且是匪夷所思的。李世濟，在台灣，可能沒有几個人知道她的名字，在北京就不同了。大街小巷，上自達官貴人，下至販夫走卒，人人都知道李世濟。她是程硯秋的嫡傳弟子，是京劇界的紅人。她的先生唐在霸，也是程硯秋的學生，他放棄了國外的學位，跑來幫程硯秋拉胡琴。第一次李世濟出現在他面前時，只有十六歲，對唐在霸一躬到地，恭恭敬敬地喊了聲：“唐老師！”
這一喊，已經緣訂三生，唐在霸就這樣陷進去，水深火熱，保護了李世濟這一輩子，每次，李世濟登台，必然是唐在霸為之操琴，兩人間的默契，已到達天衣無縫的地步，聽過他們表演的人，才能體會那種合一的境界。（關于他們兩個的故事，我聽得很零碎，李世濟說，下次我去北京，她將詳細向我敘述，讓我寫一本“厚厚的書”。）除了前面三對夫婦，我們當然還認識了許多許多人，像楊潔和她的先生大齊。楊潔是獨行俠，她照顧我們的一切，包括安排行程、車子、換錢、吃飯……大齊卻很少露面，楊潔我前面已經提得很多，但，真要寫楊潔，還是要費一番筆墨。
在大陸，很少有人有私家車，楊潔就有一輛，她的車子前凸后凹，傷痕累累，她依然能開著這輛車橫沖直撞。有一次，她開車接我和鑫濤去吃飯，我為了禮貌，坐在前座，讓鑫濤一個人坐后座。誰知，我才坐進車子，她就“呼”的一下把車子開出去了，我回頭一看，鑫濤站在街邊，還沒上車呢？還有一次，我和鑫濤坐她的車子去一個地方，她認得那地方，卻不太熟悉，另一位朋友叫她“跟車”。于是，她就跟著前面的車子開，一面開車，她一面和我們眉飛色舞地聊天，聊著聊著，她忽然說：“前面的車怎么轉彎了？”她一拍大腿，明白了：“他要抄近路！抄就抄粑！”
一個急轉彎，她就跟進了一條窄窄的巷子，一路跟下去，巷子旁邊沒了人家，多出一條河來，再跟下去，前面連路都沒有了，那輛車停下來，司機鑽出車子，回頭詫異地看著我們。楊潔這才急煞車，大叫一聲：“跟錯車子了！”
這就是楊潔。（后來我終于弄清楚了，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間，都在國家女藍代表隊打球，她的編號是五號。打起球來，沖鋒陷陣，銳不可擋，大家都稱她“女籃五號”。她的故事和戰果，曾被拍為電影，電影名也叫“女籃五號”。如今，她仍在體協做事，所以，我們一路的行程，都是她用體協的關系，招呼過去的。）寫了一大篇關于我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，現在，要拉回到“北京的小梧桐”上來了。
因為我們認識了這么多人，所以，我們每次出門都浩浩蕩蕩的。因為這些人都是老北京，大家不論祖籍何方，都能說一口漂亮的“京片子”。每次大家一談天，悅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，我聽得好舒服，好像進了電影配音間。但是，這些京片子對鑫濤和承賚都是個考驗，他們兩個是同鄉，都說上海話。北京話和上海話差別甚多，鑫濤在我多年“教育”下，（我平時不喜歡他在我面前說上海話，而且時時刻刻糾正他國語的發音）還能勉強應付。而承賚就常常詞不達意。有一天，承賚對我說：“我來北京好几次了，還沒有見到北京的梧桐！”
“哦？”我困惑地問：“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嗎？”
“有，有，有，好多好多！”承賚一疊連聲說。
“梧桐？”楊潔歪著腦袋，仔細思索：“我在北京住了這么多年，還沒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！”
“有啊有啊！”承賚急了，“是小梧桐啊！”
“小梧桐？”我更困惑了：“它們長不大？是特殊品種嗎？會結梧桐子嗎？”我的一連串問題，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陣爆笑。到底，知夫莫若妻，她急忙代承賚翻譯：“他說的不是梧桐，是胡同。北京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小胡同嗎？”
這樣一說，全車大笑。從此，“北京的小梧桐”就是我們這一路的笑料。承賚個性隨和，熱情開朗，是個最好的朋友，從不以我們的大笑為忤。只是，從“小梧桐”開始，他一路繼續鬧過無數類似的笑話。這是后話，暫且不提。
就在承賚說沒見過小胡同的第二天，韓美林興沖沖的跑來告訴我們，北京最著名的國畫大師李可染，歡迎我們去他家里小坐。這消息讓我和鑫濤都不之雀躍。鑫濤愛畫，已跡近于“痴”，對李可染大師，早已崇拜多年。我們剛到北京時，鑫濤就問過朋友們：“能否拜見李可染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