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？我反正是收取费用的。她现在又要我替她把那三米乘三米的书房装成化妆室，插满粉红色鸵鸟毛。
嗳，这行饭有时也不好吃，我也有周期性烦躁的时候，心中暗暗想逼她吃下整只生鸵鸟。
不过大多数时间我们仍是朋友。
我出外买了礼物，代陶陶选一打名贵手帕给她外公。
五点多她到我写字楼来接我，我正在与相熟的木匠议论物价飞涨的大问题，此刻入墙衣柜再也不能更贵等等，陶陶带着阳光空气进来，连木匠这样年纪身份的人都为之目眩。
我笑说：“这是我女儿。”
“杨小姐，你有这么大的女儿！”他嘴都合不拢。
我心想：何止如此，弄得不好，一下子升为外婆，母亲就成为太外婆。
太外婆！出土文物！这个玩笑不能开。
我连忙说：“我们改天再谈吧。”
木匠站起来，“那么这几只松木板的货样我先留在这里。”
他告辞。
陶陶在有限的空间里转来转去，转得我头昏。
“杨陶，你给我静一静。”我笑。
“你看看我这份合同。”她十万分火急。
我打开来一看是亚伦蔡制作公司，倒先放下一半心。这是间有规模的公司，不会胡来。
我用十分钟把合同细细看过，并无漏洞，且十分公道，酬劳出乎意料之外的好，便以陶陶家长身份签下名字。
陶陶拥抱我。
我说：“不要选暴露泳衣。”
“妈妈，我赚了钱要送礼物给你。”她说。
陶陶都赚钱了，而且还靠美色，我大大地讶异，事情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。
“这份工作是乔其奥介绍的。”陶陶说。
我说：“你不提他还好，陶陶，外头有人传说，他专门陪寂寞的中年太太到的士高消遣。”
“有人妒忌他，没有的事。”陶陶替他申辩。
“看人要客观点。”
她回我一句：“彼此彼此。”
我气结。
“妈妈，”她顾左右而言他，“看我昨日在外婆家找到什么。”她取出一支钢笔，“古董，叫康克令，是外婆念书时用的。”
“你怎么把外婆的纪念品都掏出来，还给我。”我大吃一惊，“这是叶成秋送她的。”
“叶公公是外婆的男朋友吧？”陶陶嬉笑。
我把笔抢回来，“你别把人叫得七老八十的，你这家伙，有你在真碍事，一个个人的辈份都因你而加级。”
“外婆跟叶公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陶陶问。
“他们以前是同学。”
“他们以前一定很相爱，看得出来。”
“你懂什么？”
“但外婆为什么忽然嫁了外公？是因为有了你的缘故？”
“你快变成小十三点了。”
“看，妈妈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呢？我又不是昨日才出生的。”
我叹口气，“不是，是因为太外婆不准你外婆同叶公公来往，你叶公公一气之下来香港，外婆只好嫁外公，过一年他们也来香港，但两人际遇不同，叶公公发了财，外公就一蹶不振。”
陶陶听得津津有味，“你可是在香港出生？”
“不，我是上海出生，手抱的时候来到香港。”
“那日乔其奥问我可是上海人，我都不敢肯定。”
我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。
“我父亲可是上海人？”陶陶问下去，“什么叫上海人？我们做上海人之前，又是什么人？”
我笑道：“我们世世代代住上海，当然是上海人。”
“但以前上海，没有成为大都市之前，又是什么样子？”
“我不是考古学家，来，上你外公家去。”
“咦，又要与大独二刁见面了。”
我呆住，“你说啥？”
“他们两兄弟。”
“不，你叫他们什么？”
“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文华武呀，不是叫大独二刁？”
我轰然笑起来，不错，陶陶确是上海人，不然哪里懂得这样的典故。我服帖了，她外婆教导有方。
母亲是有点办法的，努力保持她独有的文化，如今连一姐都会得讲几句上海方言。
陶陶口中的大独二刁并不在家。
我与父亲单独说了几句话。
父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发蜡香气扑鼻，有点刺人，身上穿着国语片中富贵人家男主角最喜欢的织锦短外套，脚上穿皮拖鞋。不止一次，我心中存疑，这些道具从什么地方买来？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在我两岁时便与母亲分手的父亲。
记忆中幼时我从没坐过在他膝头上。我熟悉叶伯伯比他更多，这也是他气愤的原因。
“爹，”我说，“生日快乐。”
“一会儿吃碗炒面吧，谁会替我庆祝呢，”他发牢骚，“贫在闹市无人问，五十岁大寿不也这么过了，何况是小生日。”
“爹，要是你喜欢，六十岁大寿我替你好好办一下。”
“我像是活得到六十岁的人吗？”他没好气。
“爹。”我很了解，温和地叫他一声。
他说：“还不是只有你来看我。”
“陶陶也来了。”
“我最气就是这个名字，杨陶杨桃，不知是否可以当水果吃。”当然，因为这个名字是叶成秋取的。
我会心微笑。
“过来呀，让外公看看你呀。”父亲说。
陶陶过去坐在他身边，顺手抓一本杂志看。
父亲叹口气，“越来越漂亮，同你母亲小时候似一个印子。”
陶陶向我眨眨眼。
这时候父亲的妻子走出来，看到我们照例很客气地倒茶问好，留饭让座，我亦有礼物送给她。
她说：“之俊，你真是能干，我那两个有你一半就好了。”
我连忙说：“他们能有多大！你看陶陶，还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”
她穿着旗袍，料子还新，式样却是旧的，父亲的经济情况真的越来越不像样了。
她说：“当年你爹要借钱给你做生意，我还反对，没想到两年不够，连本带利还了来，真能干，不过那笔款也早已填在家用里，身边要攒个钱谈何容易。两个儿子的大学费用，也不知该往哪里筹。”
日子久了，后母与我也有一两句真心话，我们两人的关系非常暧昧，并不如母女，也不像朋友，倒像妯娌，互相防范着，但到底有点感情。
父亲在那边听到她诉苦，发作起来，直叫：“大学？有本事考奖学金去！我不是偏心的人，之俊也没进过大学堂，人家至今还在读夜校，六年了，还要考第三张文凭呢！要学，为什么不学之俊？”
我很尴尬，这样当面数我的优点，我真担当不起，只得不出声。
后母立刻站起来，“我去弄面。”
我过去按住父亲。
他同我诉苦：“就会要钱，回来就是问我要钱。”
我说：“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。”
“她也是呀，怕我还捏着什么不拿出来共产，死了叫她吃亏，日日旁敲侧击，好像我明日就要翘辫子似的，其实我也真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我心想：外表年轻有什么用？父亲的心思足有七十岁，头发染得再黑再亮也不管用。
我赔着笑，一瞥眼看到陶陶瞪着眼抿着嘴一本正经在等她外公继续诉苦，一派伺候好戏上场的样子，幸灾乐祸得很，我朝她咳嗽一声，她见我竖起一条眉毛，吐吐舌头。
父亲说下去，“你母亲还好吧？”
“好”
“自然好，”父亲酸溜溜地说，“她有老打令照顾，几时不好？”
越说越不像话了，父亲就是这点叫人难堪。
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“凭叶成秋此刻的能力，她要什么有什么，有财有势好讲话啊，不然她当年那么容易离开我？不过叶成秋这个人呢，走运走到足趾头，做塑胶发财，做假发又赚一票，人家搞成衣，他也搭一脚，电子业流行，又有他份，炒地皮，又有人提携他，哼！什么叫鸿运当头？”
“爹，来，吃寿面。”我拉他起来。
陶陶调皮地笑。
他是这样的不快乐，连带影响到他的家人。
我记得母亲说当年他是个很活泼倜傥的年轻人，祖父在上海租界做纱厂，很有一点钱，他一帆风顺进了大学，天天看电影吃咖啡结交女朋友，早已拥有一架小轿车，活跃在球场校园。
一到香港便变了，母亲说他像换了个人。
他一边把面拨来拨去净挑虾仁来吃，一边还在咕哝，“……投机！叶成秋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，香港这块地方偏偏就是适合他，在上海他有什么办法？这种人不过是会得投机。”
我与陶陶坐到九点半才离开，仁至义尽。
“可怜的外公。”她说。
我完全赞同。
陶陶说下去：“他们一家像是上演肥皂剧，不停地冲突，不停地埋怨。”
我说：“他忘不了当年在上海的余辉。”
“以前外公家是不是很有钱？”
“当然。连杨家养着的金鱼都是全市闻名的；一缸缸半埋在后园中取其凉意，冬天的时候，缸口用蔑竹遮着，以防降霜，雪水落在鱼身上，金鱼会生皮肤病……不知多少人来参观，你外公所会的，不外是这些。”
陶陶问：“转了一个地方住，他就不行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