象P那个笨笨的男朋友，一日跑来跟我说：“喂，你不知道，P在上课的时候，说了一句最最纯正的英文……” P的英文口音不好，一听就知道是香港中下等英文书院口音，就因为她说得不好，偶然有所进步，故此连她那蠢头蠢脑的男朋友都大喜。
象我这样，说得好是应该，说不好是活该。谁也没说过我英文讲得好，除了我自己，我很会自得其乐，老鼠跌在秤盘上一番。
只除了一次，我在房中看书，温带了一个洋小子来，叫我到理工学院看电影，我皱着眉头说：“……理工学院……不不，我去了那里，会心碎，一去就想起我弟弟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去了。”
那洋小子就瞪起了眼说：“我从来没听过外国人能说那么好的英文。”
正宗牛津口音，你知道。不过普通会话兰口郡音是很浓的。从来没有人说我英文讲得好，没有人。连你也不说我英文讲得好，其实我的英文好过你的多多。在学校里，英文比我准的只有夏绿蒂与荷顿先生。象李斯里，他一开口，我们就嘘他：“说法文！说法文我们还听得多一点！”他是新堡人，那口音真令人昏迷。
三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要继续作育英才的。英才。真是英才。我们以三分一的时间等电梯，三分一的时间等咖啡，另外那三分一的时间泡在酒吧里。
我运气不好，来迟了十年。我运气不好，因为我不够聪明。常常嘲笑自己：猫落了平阳了，白白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脸上居然还得挂一个笑。
你那日在课上说：“我请助手，老是请不到，因为助手要为我抄笔记，记录复杂的仪器，又得为我洗玻璃瓶子，抹工作台子，有什么人有两种能力，双面性格呢。”你停一停，“后来我动脑筋，决定用两个人，一个人做粗工，另外一个做细工，结果皆大欢喜，问题解决。”
我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远远的看着你，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，我一点也不要接近你，越远越好，象一棵大树上最高的枝梢，叶子刚长出来，翻过来，是深绿，翻过去，是浅绿，我喜欢以那样的距离看你，最最安全的距离。有时候也会偶然想起你，但不是那种心痛的思念。
这种感情，据说往往是婚姻最好的基础，一种无关痛痒的爱，象爱一幅梵高的画。
你可喜欢梵高？以前我去看病的医生，他喜欢梵高，桌前悬一张梵高的“向日葵”。我永远不会知道了，我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了，你晓不晓得梵高，一个科学家对于画家的观点。
只不过因为我是真的寂寞了，真的寂寞了。我也老了呢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也老了。我的笑是假的，假的，在我身边没有朋友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可说话的人，没有可说话的人……没有。
你还有你的学生，你的观众，我有什么。我是一无所有的人，连跟在身边的傻子也没有一个，连提提大衣，缚缚鞋带的人也没有一个。然而每日早起，我还是努力的微笑着，我说话，被人打断着，日日与僮仆接近着。巴不得最后的几个星期可以结束，回家关在房间里，把别人的幸运忘记。忘得一干二挣，甚至在梦中也不要出现，连你也是，我不要你在梦中出现。
过去的全过去了，考完第二天便上飞机，在飞机上要开始忘记，不能想起。我们活在不同的环境里，因为我这样偶然来了，遇见了你，你想那机会是几分之几？你相不相信缘份？当然离去，我也应该偶然地把你忘记。
我不相信嘉洛琳蓝勃式的爱，夜夜在拜伦的园子里呆立不去，一个总督夫人，色若春晓，写信给拜伦的佣人，苦苦哀求那佣人开门给她进去见一见拜伦。
这算什么呢。真是强人所难，这种牺牲，简直是令人难为情的，真是令人难为情的。
如果我跑到你住宅前去站着，那又算什么？吓坏了你与你的一家，对我来说，有什么好处，当然我也是自私的，不然我不会写这样的东西。可是，现在我不相信爱人是这种表演，爱是一种责任。
象你，当你在食堂坐在我对面，大家微笑，而你问：“衣莎贝，好吗？”我认为那就是爱了，我认为在那一刻里，你爱我爱得不得了，足足令我高兴一整天。
而我，我怎么爱你呢？
每年当我接到考试卷子，当我选三题你的题目，做得几乎满分，当我交上卷子的时候，我认为我再爱你也没有了，这难道还不是爱吗？我是深爱你的。我不能再爱一个人比爱你更多了。
现在我的肩胛上是有责任的，我不能为任何人而死，如果你跑来跟我说：“衣莎贝，我们私奔吧。”我就会蔑视你，如果你这么说，你也不是男人了，你也有你的责任。我要回去的，我父亲在等我，我父亲在香港接我回台北，好象我永远没去过台北一样。我怎么可以跟任何人私奔，开玩笑。
所以你始终是一棵大树，在我过渡时期，最最寂寞的时候，我仰望于你。我仰望于你。
也许在考试之后，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，跟你说：“生命基本上真是叫人失望。”
但因为你读的是理科，你一定会说：“看，衣莎贝，看这星辰月亮，看天然的定律，你应当感激上帝予你生命。”
所以问了等于不问。科学家总是善于安排生命或是生活的，他们把一生都计划好了，象一条复杂的算术，一步一步的做下去。一切在意料之中，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，所以科学家的情绪永远是平静的，除非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菌，或是一个新的定律。
另外一种情绪稳定的人是聪明的女人，她们也为生命计算好了，如何赚一点钱，如何结婚，如何生子，如何以她一切力量控制着她身边一小撮的人。
幸运的人不是没有的，但决不是我。
每次我看见你捧着一迭书，匆匆忙忙的，从一个课室走到另外一个课室，我很怀疑生命，生命与生命的偶遇，数日，数月，数年。生命生自另外一个生命，象我与我母亲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象我与我的同学，象宿舍中的邻居。看上去仿佛只好躲在一间房间里，永远躲在房间里。我怕人。因为我无法与他们竞争，因为我没有能力与他们竞争，所以我只好躲在家中，一间房间里。我喜欢看杂志，当然，我喜欢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。火灾，地震，战争，贪污。穷人在做什么，富人在做什么。我还是躲在一间房间里。
这三年来，我天天暴露在外头，与人接触着，我实在害怕，我害怕考试，因为考试也是竞争，我无法与任何人比，即使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女人，与她比起来，我注定也是要输的，因为她没有东西可输。
我真是害怕。我没有把这些告诉你吧？我常常昏睡不醒，有人喝酒，有人狂赌，我睡觉。
有时候我想起父亲，我们如何到一间小戏院里，当我念小学的时候，看白潘的“春恋”，就是他与我。如何他领了双薪，带我到中环最好的“皇冠”去买衣料，让母亲为我手制一套新衣。如何我们去配新眼镜，在过海轮上互相考验眼力。如何我们坐在屋外乘凉，爸总不让我失望，买冰淇淋给我吃。以前我总是提及我的兄弟，那只是虚荣，现在我决定，我是我，他们是他们，他们的成功与我的失败无关，我的失败与他们的成功无关，这么一来，就很心安理得。如果我有时间，如果你有时间，我都愿意把这些告诉你。
有时候，我很累很累的时候，我想走到你面前来，疲倦的问：“我可不可以将我的头，埋在你怀中三分钟？”真是好问题，我永远不会问，当然。后果太严重了。
所以我就要走了。
当你在改我的考试卷子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
这三年在我生命中如浮光掠影，完了就是完了。在去年，我认为我学得很多，知识带来了狂喜，今年我只是把身体拖来拖去。有人来接我顺道上学，我少走半小时路，方便是方便了，但是心中有一种耻辱，为什么？走路？还是忍受一种侮辱式的妥协？这种小事时时使我睡不安稳。正如一个男学生，邀请我出去，我决不肯出去，因为我不喜欢他，贪图一点点热闹，太犯罪了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也想问你，为什么我会那么想。
当然你不是心理学医生，但是我想问你。
或者只是与你走一段路，我只要走在你身边，心里就满足了，走过草地，走过牛油杯黄花，走过那池塘，吹皱了的春水，走过那些树，一直走。只要走一段路就够了。偶然我或者可以抬起头来看你一眼。